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股“学风”刮遍官场，势不可挡，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型官员”悄然涌现、粉墨登场，好不热闹。以至于当身为教授、两次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因涉嫌受贿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他背后显赫的学者身份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他在法庭上自称当年收受企业2300万元，是因参评院士“需要花钱”。

花钱“组织科研成果”，花钱“打点评审”，“举全铁路系统之力”，让张曙光离院士“袈裟加身”曾经只有一步之遥——根据媒体的报道，2009年，只差一票张曙光就能顺利当选院士。院士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如果当年张曙光能顺利当选，这就意味着他不仅仅是“学者型官员”，简直就是“学术泰斗型官员”了。而实际上，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发现，张曙光不仅根本不具备“院士”的资格，甚至也称不上一个合格的“学者”。于是我们要追问，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张曙光这样“立志于学术”的“学者型官员”呢?

首先是一些官员本身病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认为被人称赞“有学问”或者“有学者风范”是倍儿有面子的事，当了大官却还没有出书，或者没有弄到博导、硕导、博士、硕士头衔在人前没有面子。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学历或者学术上的头衔往往是仕途上的垫脚石。为了获得“进步”，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走关系进学校、雇“枪手”写论文，花钱买版面，抄袭骗学位，所有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心安理得的事。

其次是扭曲的教育体制学术评价机制。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招生考试、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学业考评、毕业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官员完全可以“宽进宽出”，轻而易举获得想要的文凭。而科学严谨的学术评价和监督机制的缺乏，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的步步退让，让抄袭者和冒牌货有恃无恐。

然而，最根本上造就张曙光这样的“学者型官员”的，是几乎无所忌惮的权力冲动——沽名钓誉的冲动、炫耀攀比的冲动、追求高官厚禄的冲动。“学者型官员”只是这种恣意妄为中并不算最为严重的表现之一，很少有人质疑和反对。因为缺乏了监督，所以能够很便利地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包括各种学术头衔。

面对张曙光这样的“学者型官员”，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道德上自律，而应当从体制和机制上作出回应。除了改革当前扭曲的教育体制学术评价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给权力套上缰绳。其法有二:一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比如教育权和学术评价权对行政权的制衡;二是公民的参与和监督，通过权利制约权力，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官员好好当官。总之，“学者型官员”张曙光的落马，不仅仅是一颗腐败毒瘤的拔除，更应当成为抑制权力冲动，用制度规范公权力运行的契机。